从西汉张骞持节走出河西走廊，到东汉甘英驻足波斯湾遥望西方，中国古代 “踏浪者” 的探索从未止步。而唐代的杜环，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—— 战俘身份，走出了一条跨越亚非的远行路。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抵达非洲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人，更用《经行记》为唐代人打开了一扇窥见亚非异域的窗。今天，我们便来读他的传奇，看一场 “被迫旅行” 如何成为千古留名的文化记录。

公元 751 年，中亚怛逻斯（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附近，唐代西域交通要地）战场上，唐军与阿拉伯帝国（黑衣大食，今阿拉伯半岛、伊朗、伊拉克及北非部分地区）军队激战正酣。20 岁的杜环，作为唐军文书（唐代军队中负责记录战况、起草文书的官员），手持纸笔记录战局，却没料到这场战役的失败，会彻底改写他的人生。

当时的唐朝正值 “开元盛世” 尾声，西域驻军（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军队，安西都护府治所今新疆库车）试图巩固对中亚的控制，却因盟友葛逻禄部（唐代西域游牧部落，活动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附近）倒戈而惨败。杜环与数千唐军士兵一同被俘，当阿拉伯士兵将他押离战场时，他望着远处燃烧的营帐，满心绝望 —— 出身官宦世家的他，本想凭军功报国，却成了阶下囚。

阿拉伯人没有处死杜环，反而因他识字、懂算术，将他编入商队，负责记录货物往来。这场 “被俘之旅”，就此成了他探索亚非的起点。

从怛逻斯出发，杜环随商队先抵达撒马尔罕（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，唐代中亚名城）。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 “明珠”，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波斯（今伊朗）商人贩卖着香料，印度（今南亚次大陆）商人展示着象牙，甚至还有非洲来的黑奴（唐代对非洲黑人的称呼，多来自东非地区）搬运货物。杜环在笔记中写道：“撒马尔罕多珍宝，商客云集，语言各异却能互通贸易。”

随后，他们沿阿姆河（今中亚内陆河，流经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等国）西行，进入阿拉伯帝国腹地，最终抵达都城巴格达（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，唐代称 “报达”）。这座城市的繁华远超杜环想象：宫殿用大理石建造，穹顶镶嵌着金银，市场上能买到从中国来的丝绸、从罗马（今欧洲南部）来的玻璃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他在巴格达见到了熟悉的造纸工匠 —— 原来，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唐军工匠，已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，这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意外收获。

公元 754 年，杜环随阿拉伯商队南下，经波斯湾（今阿拉伯湾）乘船，抵达北非（今埃及、利比亚一带，唐代称 “摩邻”）。这里的景象与他熟悉的大唐截然不同：广袤的沙漠中，当地人穿着白色长袍，骑着骆驼穿行，信仰伊斯兰教（唐代称 “大食法”），每日五次向麦加（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市，伊斯兰教圣地）方向祈祷。

在北非，杜环见到了许多新奇事物：能产 “椰枣”（今中东、北非常见果树）的棕榈树，果实可食、树干可做建材；还有体型巨大的 “鸵鸟”，他在笔记中详细记录：“鸵鸟高丈余，翼大而不能飞，足健善走，其卵如瓮。” 这些记载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非洲地理、民俗的明确文字记录，比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系统记载早了近 500 年。

公元 762 年，杜环终于找到机会，随阿拉伯商队经海路返回大唐。此时的他，已从 20 岁青年变成 31 岁中年人，离开家乡整整 11 年。当他抵达广州（今广东广州，唐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）时，唐朝刚经历安史之乱（唐代中期由安禄山、史思明发动的叛乱），都城长安早已不复往日繁华。

杜环没有沉溺于失落，而是将十年旅途见闻整理成《经行记》。书中不仅记录了阿拉伯帝国的政治、经济，还详细描述了中亚、西亚、北非的风土人情，甚至提及伊斯兰教的教义、仪式。遗憾的是，《经行记》原书已佚，但部分内容被他的叔父、史学家杜佑收录在《通典》（唐代重要政书）中，得以保存至今。

如今，当我们从《通典》中读到杜环对非洲鸵鸟、阿拉伯造纸术的记载时，仍能感受到他当年的震撼。他的 “被迫旅行”，虽始于战败被俘，却以文字为笔，为唐代人绘制了一幅亚非世界的鲜活图景，也让中国的 “世界视野” 第一次延伸到了非洲大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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